1921年，中国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与比利时财团签订协议，在秦皇岛建立玻璃厂。建厂之初，起名“耀华”，全名“耀华机器制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取“光耀中华”之意。耀华是我国最早使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弗克法”玻璃生产技术的企业，打破了外国玻璃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之后百年间，耀华在中国玻璃民族工业领域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玻璃产量常年占全国产量过半，一度达到75%。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镜像，更是未来的指南针。站在新的百年起点，耀华完成重组，加入中国建材集团，纳入央企序列，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对耀华近代历史的解构与重塑，成为当今耀华厂乃至整个民族玻璃工业的重要课题。值此之际，《民国时期耀华玻璃公司档案整理与研究》公开出版，可谓适逢其时。

恩师莲英、劭伟先生，多年来醉心发掘和整理地方文史，对地方经济史、工业史、革命史与人物传记的研究著作颇丰。两位先生自2013年开始关注秦皇岛地区的工业档案，先后研究过秦皇岛港馆藏开滦外文档案、耀华档案、柳江煤矿档案等。他们带领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学术团队，就港藏档案申报了多项国家课题，不乏优质成果。对耀华档案的研究始于2015年同秦皇岛市档案馆的合作。彼时恩师已在学院担任要职，师母亦诸事操劳，仍不避霉尘，躬身于浩瀚的档案史料。今成果结集出版，是对“耀华档案”的研究利用，也为地域历史文脉的弘扬与传承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更是对民族玻璃工业历史的解构与重塑。其治学精神、学人品格亦为后辈矢志史学、耕耘奋进树立了标杆与榜样。

著作分为上、中、下三编，资料之翔实、论述之严谨、视野之宏观，不啻民族工业史研究上乘之作。对原始史料的尊重与发掘，对百年既有史料的旁征博引，对专题史料的汇总分析，前辈学人涉猎耀华者无出其右。特别是著作深挖耀华史料的同时，放眼整个京津冀工业，以耀华的曲折发展为具体案例，评析近代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与“不发展”，兼论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的特点及影响，不但具有历史学、档案学、文献学的深度，更具社会学、地缘政治学的广度。因此，本著作不仅是一厂之史或资料汇编，而是具有深刻思辨与历史洞见的论著，更是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斑窥全豹，一砾见沧海”。精妙之处与严耕望先生“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治史方略相合。

著作上编为耀华档案整理，包括重要会议记录、其他专题类档案。耀华注重档案的管理，历经中比合办、中日合办、官商合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历次股东大会、股东临时会、股东常会、董事会、董监联席会等会议记录保存完整、版本多样，成为研究耀华组织机构、人事变化、企业运行的宝贵一手资料。除会议记录，本著作对具有专题性的档案进行了整理。其中，开滦矿务局对耀华代管问题的梳理汇总，不但可以剖析开滦矿物总局与耀华之间的管理关系、两大企业之间更深层次的密切联系，对考证唐秦两地的经济关联，乃至京津冀一体化的溯源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佐证与研究材料。

中编为耀华玻璃公司档案所见企业管理专题研究。从史料出发，分别就“耀华玻璃厂选址”“耀华名称沿革及商标变迁”“耀华与开滦代管关系”“中比合办时期工人工资”等若干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是先生基于客观史料，对具体问题的思考与论述。

下编为围绕耀华玻璃公司管窥京津冀地区工业的近代化研究。将近代耀华研究置于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四地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互动关系背景中，将微观与宏观统一起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本部分从四个角度展开，专题探讨，并抽象归纳了晚清京津冀地区工业初步发展以及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工业“发展”和“不发展”的背景、原因、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具象演绎，以耀华作为案例进行个案分析，将宏观、抽象的社会规律，高度还原于微观个体，从而将看似相悖的“发展”与“不发展”对立统一起来，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象，从归纳到演绎的逻辑闭环与理论自洽。

莲英、劭伟先生8波比分_8波足球比分_手机版官网：“中比合办时期耀华玻璃厂工人工资”一章当为亮点。一部耀华的近代史，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工人阶级、人民大众的苦难史、抗争史。立论不可谓不全面。著作第七章所述“耀华工人的工资与管理层及外籍工人的工资相对比可以发现，工人阶层处于整个公司和工厂的最底端，他们做着最辛劳的工作，是维系耀华运转的主要劳动力，然而他们却拿着最少的工资，待遇又极差，在受到耀华资方残酷剥削压榨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中外不平等现象。”之后，著作跳出耀华看耀华，升维论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工人阶层的工资水平在全国的定位”。进而得出结论——“工人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正是源于此，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资本家的三重压榨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联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这种剥削的统治，走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的革命道路。”立场鲜明，论据充足，论述独具只眼，鞭辟入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视野宽广，古今呼应，以史鉴今，当为本著另一亮点。著作以四章篇幅，溯源“京津冀一体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发展”，将耀华历史置于宏观的社会框架之下，意味着作者不是一味地就事论事，而是从微观延伸到宏观，站在近现代历史的角度，探究国家经济运行的规律，达到“贯达古今，问计于史，寻策于史”的现实意义。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正如百年前的民族实业，如今的“新质生产力”，看似不相及的概念，却千丝万缕相连，哪个成熟产业或民族企业不是曾经的“新质生产力”呢？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百年前，那个打破国外垄断、立志光耀中华的民族企业，如今浴火重生。华为手机、大型客机、太空卫星、深海潜水器处处有它的身影。正如莲英、劭伟先生在著作中所言：“百岁耀华活力重现，又成为从前那个少年。”